2月15日晚，嘉兴市南湖区南杨社区的老党员夏政（右）和老伴在雨夜中坚守疫情防控卡点，为出入居民测量体温。浙江新闻客户端拍友王振宇摄
一个多月来，你一定记住了这些场景：小区和乡村入口的测温，电梯间新添的消毒纸巾，给隔离家庭备妥的物资，村里大喇叭中村干部的温馨喊话，街边横幅上硬核却亲切的防疫标语……这些让你心头一动的生活细节，已经渗透在浙江基层战“疫”每一个井然有序的环节中，带给人们安全感。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浙江基层14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33万名网格员、众多志愿者坚守一线，构筑起人民防线；全省2.4万余个村（社区）联防联控，成为抗击疫情的坚强堡垒。
一扇扇“小门”背后，是省域治理的“神经末梢”，蕴藏着基层治理中管理、服务、组织、联动、引导等多重看似微小琐碎却精妙关键的环节。疫情防控的“大考”，基层如何通过测试检验？实战的锤炼，社会治理共同体如何构建？
绣花功夫“织”出坚强堡垒
五个关键步骤、十多项分支举措、近百个处置方法……一张密密麻麻却严而有序的思维导图成了“网红”，里面的每一步正是杭州小江社区一个月来的疫情防控工作。
社会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在基层，疫情防控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基层。自1月23日上午浙江省率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一级响应，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我省成千上万个像小江社区这样的村、社区，陆续进入战斗状态。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在防疫时期承担了繁巨的任务。村社区党员、干部人员数量有限，每个人并非三头六臂，“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需要科学得当的战术。
在第一波紧急性应对“防输入”中，摸排工作有序开展，靠的正是“网格化”。多年来，浙江基层治理的绣花针，在城乡社区中穿针引线，织出了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治理网，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50万人、59个社区，摸清底数要多久？湖州市吴兴区只用了两天时间。当地首创“洗楼”排查，全区化整为零，划成了个网格，网格员和下派的党员干部、志愿者，日夜奋战，两天时间把全区的居民楼彻底“洗”了一遍。
吴兴区副区长金斌斌说：“网格员一个个格子爬，一栋栋楼‘洗’，再把数据上传到云端网络，实时动态跟踪。底数清、动态明，疫情阻击战就越打越有底。”在全省，33万名网格员队伍，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每一个网格都是“寸土必争”的激战前线。
“网格化打通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它将被动应对变为主动发现问题，为防疫抢得了宝贵的先机。”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说，浙江较早在全国开展网格化建设，专职网格员日常调解社会矛盾、邻里纠纷，本身就对网格内的情况熟悉，实现了在紧急状态下做到快速反应。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防线，需要最有力的“战士”，需要善于和居民沟通，又能统筹居委会、物业、业委会、社区组织等行政、市场多方力量的“小巷总理”。浙江的基层党组织有一批政治过硬、适应时代要求的党员干部，使乡村、社区在一次次考验中实现快速动员、快速响应、快速执行。
在防控疫情一线，他们拿出了硬核却又不失温情的举措。余杭区东湖街道星光社区针对居家隔离家庭，成立了4人一组的服务队，定时配送生活物资、清理垃圾，保障居民生活。“大家经常和隔离家庭交流沟通，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社区党委书记王承伟说，元宵节当天，党员、网格员还打开手机摄像头，与居家隔离家庭唱歌互动，来了一场暖意融融的“云元宵晚会”。
在复工复产一线，他们使出了精准施策、雪中送炭的本领。嘉善天凝镇三店村周边中小企业众多，部分企业复产用工缺口大。村委会专门腾出了多间连片的出租房，作为企业复工后员工的储备宿舍区帮助周边企业，还在村内发布招聘需求。宿舍区由村干部组织新居民党员，按照防疫要求规范化管理，协助企业做好员工“八小时外”的健康保障工作。
既要用雷厉风行的措施切断疫情传播途径，又要用精准周到的举措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在平衡“动”与“不动”中，浙江基层布起的防线是严密的，更是坚韧的。
多元参与筑成人民防线
“满园翠竹根连根，外婆家里心连心。”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后，绍兴市越城区孙端街道的村民苗凤美又哼起了莲花落，她所在的孙端街道新河村，是全省首个整村隔离医学观察的村庄。
隔离初期，村民们也曾有忧虑，但没过两天，村庄正常运转，忙而不乱：下派干部值守卡点；定点餐饮企业配送食物，志愿者送餐上门；驻点医生24小时医疗服务……村民们从犹疑到理解，从理解到参与，最后自觉配合互相鼓励，共渡难关。这道由基层干部、村民、志愿者、企业构筑起的防线，最终挡住了疫情的扩散，扛下了“孙端保卫战”。
“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是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考验期，更是加快构建多元共治体系的窗口期。”绍兴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陈澄说，通过凝聚网格内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组织，在基层有效地开展了疫情防控和矛盾化解。
绍兴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年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早已在浙江各地深入人心，并由此构筑起一条坚固的人民防线。当全省村庄、小区大多采取“封闭式管理”时，2.4万余个村、社区里，出现了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场景：每个村和社区的入口处，都有执勤卡点，“白大褂”、“迷彩服”、“红马甲”……他们并肩站在一起，守护千家万户，基层的组织力可见一斑。
“一直以来，浙江的基层治理，不只是强调政府控制力的简单社会管治，而是多元参与的共治共建共享。”范柏乃说，基层社会治理不是社会管理，“治”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群众动员是社区工作的精髓，多年来对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培育，使得浙江在防控一线迅速形成了“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医务人员+志愿者”的队伍，并实现参与人员统一公布、工作统一调配、资料统一宣传、服务统一驻社区的有序管理。同时，这样的多元参与，使得浙江的基层疫情管控果断、严格，但较少发生简单粗暴、一刀切的硬隔离行为。
在防控初期，浙江多地村民自发创作编排说唱、快板、三句半、歌曲等，劝导人群不要聚集、做好排查登记等工作时，“乡音大喇叭”深受好评；当防控进入关键期，多地志愿者形成物资采购组、生活保障组，每天为所在村和社区群众做“代购”；在防控仍处于吃劲的关键阶段，困难群体的生活更加艰难时，人们纷纷为孤寡老人、困难儿童、重病重参人员捐钱捐物……
多元主体构成的人民防线，不仅在基层一线守好门，更贴心暖心方便生活。人民防线之“严”，针对的是“病毒”和“疫情”，是精准的严、科学的严、暖心的严，是依靠群众的严，是在法治轨道上的严，更是为了老百姓生命安全和健康幸福的严。
在基层治理的大网络中，没有人是孤岛。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就这样息息相通、命运相连。
尊重首创带来基层善治
浙南浙北民俗各异，山区海岛发展不均。病毒来袭，各方高度紧张，基层形成疫情、社情、舆情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全省各地既有共性问题，也有个性化的矛盾。非常时期，如果只是机械地执行一种方案、一个套路，未必适用，有时甚至带来反作用。
这时，各地出现了一批分外忙碌的人：杭州的武林大妈、湖州织里的平安大姐、舟山的东海渔嫂……他们在街道巷陌、田间地头、海岛山村，帮助测量体温，劝导佩戴口罩，为孤寡老人送上防疫物资，照料医护人员子女的生活起居。一股根植于基层的温情力量，给基层百姓带来了安全感、信赖感。
“基层最懂基层。”范柏乃说，浙江的基层治理一直强调地方性，善于“因地制宜”。浙江提供了这样的改革创新的土壤，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基层百姓不仅是执行者，更是实干的创新者。
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各地基层根据自身特点、各自优势，频频亮招，收效良好。
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发源地桐乡市，流动人口众多，人员结构复杂，如何更好地约束新老居民在非常时期的行为规范？“早发现、早上报；勤洗手，戴口罩……”一份36字“抗疫公约”在高桥街道的新老居民间流传开来。大家郑重签字，并按上了红手印。这份“公约”，让非常时期戴着口罩出门，逐渐成为一种道德自觉。
在商城义乌，为确保市场开市运行安全可控，以单个商位为基点，9个商位以九宫格的形式组成“最小单元管控”。围绕最小单元，义乌配备了红色服务、信息数据、应急处置、后勤保障等部门，当好商户的店小二。
台州黄岩，“最多跑一次”向基层延伸，较早形成了基层代办代跑服务。因为湖北返乡人员众多，基层防控压力大，隔离人数多。黄岩推出了针对隔离人员的“红色代跑”服务，村民点单，党员代买代办，保障居民正常起居。
危机时刻，各具特色的地方举措成为抗击疫情的重要补充，这是基层治理迈向成熟的标志。
“这不是基层一时的急中生智，而是长期善治的成果。”浙江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孙勤明说，浙江在迈向现代化、城乡融合的过程中，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村民、社区居民个体的契约精神、文明素养都在提高，这形成了基层治理的最大公约数。
对此，余杭的社区志愿者倪中南深有感触。自己来杭经商、工作10多年了，不定期地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疫情来袭时，他深深感受到每个社区居民间命运相连。他在群里发动参与志愿抗疫服务时，被“我参加”的三字回复刷了屏，报名人数远远超过了20人的所需量。
基层凝聚起来的这股力量不会就此消散。重大突发事件和利益冲突，正是社区共同体的试金石，也是推动基层治理的契机。
疫情的考验，不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镜子”，更为深化基层治理按下“快进键”。未来，社区还将面对各类大大小小的挑战。经此一“疫”，拥有更多责任意识、情感联系的村民、居民个体，将成为打造社区命运共同体，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民意基础和力量所在。
战“疫”中的守望
这个特殊的春节假期，我因为探亲“滞留”在义乌市廿三里街道下朱宅村，经历了一场防控疫情的村庄“保卫战”。疫情来势汹汹，打乱了乡村的平静安宁，但透过这场战“疫”，也有新的发现：一方面，网格化管理、大数据排查等现代基层治理手段，展示出了让人信赖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在农村基于熟人社会的传统邻里乡情，依旧有着可靠的凝聚力和动员力。
以下朱宅村为例，这里人员结构复杂，村民以外出经商、房屋出租为主要收入来源。村内新居民众多，本地村民人，外来租户却有余人。人员进出频繁，村民自律程度各不相同，防控压力可想而知。
接地气、高密度的宣传动员，贯穿着防疫工作的始终。从大年三十开始，在村里每天都能听到用本地方言和普通话，循环播放“戴口罩、勤洗手，测体温、勤消毒，不聚餐、勤通风”的广播。为此，家里几个还想聚餐的长辈，彻底打消了出门的念头，改成了电话问候。
网格化管理排查“不漏一人”。“14天内有没有去过湖北，是否有发烧咳嗽？”作为村庄的外来人员之一，我被村里网格员连续“盘问”过两次，一次电话来访，一次登门对话，反复确认了我的旅居史和健康状况后才离去。亲属告诉我，这名网格员对网格内家庭的情况了如指掌，从垃圾分类到房屋出租，一清二楚。
大数据排查堵住“漏网之鱼”。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