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陶土根
看了杜云昌同志撰写的《嘉兴撤地建市》的文章后让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周洪昌市长。我把自己当初遇到的事和自己的感悟与大家分享。
年初获悉我母亲身体欠佳，心里焦急。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就“插翅飞回”嘉兴。当时也顾不上等发了工资再回嘉兴省亲。同事对我说，小陶，你先请假回家乡去探望父母大人。毕竟好些年没回去了。待工资发了后我会通过邮局汇款到你嘉兴家里。我当即留了嘉兴父母家的地址后匆匆乘火车回嘉兴了。
没过多久，北京的汇款单就收到了。我当时知道北丽桥桥下面有个“邮局”。门口还有个绿色的大信筒。邮局右边是中基路，左边是北京路。这是离我家最近，我赶紧去取钱。
到了邮局后我把汇款单递给一个女工作人员。告诉她我要取钱。因我到了自己家乡，我不愿意说普通话，感觉说嘉兴话有亲切感（此外，我一直觉得更要随乡入俗。在意大利说意大利语，在北京讲普通话。回家乡自然是讲嘉兴话。如果在自己家乡讲普通话给人感觉官腔十足，有摆谱的“嫌疑”。）她让我出示工作证。我说没有工作证，只有外交护照。
那位女同志说：你没有工作证！说明你没有工作！那你把家里的户口簿拿来也行。我说家里户口簿上已没有我的名字了。她说你去居民会打个证明就给你取。我说离开嘉兴已10多年，户口不在嘉兴，我不能麻烦居民委给我打证明！
她看了汇款单上的金额有多元，说了一句，这是你的一个月工资？我说汇款单上的附言说了是我的工资并还有单位“便章”盖着！我也不愿意说，我们在国外工作有“双份工资”。
她对我说：你没有工作证，户口本又拿不出来，让你去居民委打证明你也不去......我怎么把钱取给你？
我说外交护照就是工作证，因为我在国外工作。在国外工作护照就是工作证。如果拿着自己单位的工作证，边防警察连国门都不会让你出。我说护照在北京、上海、广东和杭州都可以取款！她说嘉兴是小地方，她这里仅仅是个邮电所也从来没有见过外交护照！她执意让我去勤俭路产院边上的邮政总局去取。
我只能“无条件服从”去了总局。但总局仍然不给我取。说的口径与北丽桥邮电所一模一样！
我当时很“伤心”，因为母亲身体欠佳，父亲已退休，家里确实需要一点钱！
邮局的人估计也“可怜我了”让我去市政府打证明！我想了想也只能去市府了！
当时的市府办公大楼在现在的旭辉广场对面，仍然是过去的县委所在地。因年周总理指示《北外》要在江浙两省招收学生。我曾在当时的县委参加了笔试和面试。但现在不同的就是大门口的“招牌”由过去的县人民政府改成市人民政府。
在去市府的路上，我已意识到去市府不能再说嘉兴话了。倒不是“忘本摆架子”。而是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没有工作的“无业人员”。
我到了市府大门口，看见传达室里有一位面善的老人坐在那里。我用普通话说，我从北京来想和市里同志反映情况。老人问我有证件吗？（那个年代，只要去办事，都会问你从哪里来？有证件吗？）我拿出了红色的外交护照。
他打开护照看到首页上有外交部的大钢印和大红印章也有我的照片、姓名、职务和籍贯等记录后马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态度非常客气。说要打个电话了并让我坐在传达室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稍作休息。我不想去坐那边角落休息会儿。因我自己的视线要一直盯着他手上的那本我的“护身符--护照”。生怕它丢失。一旦失落我连返京回去都成问题了。那个年代，去北京要有介绍信或出差的工作证！
稍等了一会儿，一位穿着夾克衫，模样非常普通但和霭可亲约50来岁的男人来到了传达室。那位传达室的老同志叫了他一声周市长并要把我的护照递给周市长。周市长一看是红色的外交护照后马上对我说你收起来别弄丢了！
我刚要说话，周市长说去他办公室吧。我那时真的是很尴尬，有点儿骑虎难下，怎么把市长大人给招来了？我本不愿麻烦打扰市长。只想找到具体管行政事务的同志能解决我的问题就可以！
周市长把我带到市府6号楼（那时市委的办公楼在8号楼，是位于最北面的办公楼）。看到了他的秘书。周市长亲自给我沏了茶！我把情况大致说了后，周市长说邮局真的是乱弹琴！那有对持外交护照的人来办事还拒之门外。还说他当年作为我们国家的农业专家去非洲援外拿的还是绿皮的公务护照。
与周市长的交谈中我感觉他的普通话有江浙一带的口音后知道周市长是江苏无锡人。也知道他于年8月（那年他49岁）。来嘉兴任首任市长。之前曾在嘉兴地委任副书记、专署专员。
周市长亲自给邮政局长挂了电话。没过一会邮政局长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市长办公室。把元多点的现金递给我，让我清点。我一看几张大票子都在。心想人还是要“大气点”。几角几分我没有必要小里小气了！
局长把钱给我后对市长说，要在北京的汇款单上盖个印章。市长没有“理会”端起茶杯走到另一间房子里去了。（我估计周市长认为一个局长亲自来送钱，还当面见了当事人。还需要盖什么印章？当然这是我的猜想而已）。
但倒让我难为情了。我感觉这个局长至少也40好几了。既然事情办妥了，写个说明，让我签字画押，还可以让市长秘书也签字当个证明人就可以了。但局长执意要盖个印章。后来我也明白了，当年的多元，数目并“不小了”也许是二个人一个月的工资了？签字画押，在当时的国内是行不通的。大家都认可印章，不认签字。
这与欧洲不同，欧洲人都认签字不印章。我对秘书说盖个市政府便章吧。（因外交部也有便章。我们驻外大使馆也有便章）。秘书说没有便章，他拿出一枚市政府公章让我看。说他这儿只替市长保管了这个印章。我一看印章上还沾着红色印油，估计也是盖过章不久。当时我二话不说，一把拿了过来在我的汇款单收件人栏目里盖了嘉兴市政府的公章！局长很开心。
一看印章盖了，心理上得到了“满足”，马上起身向我和秘书打了招呼就走了。市长秘书估计没料到我这一手吧！他也只能一笑而已。我也非常“识相”向秘书道了歉。转身就去了市长那间办公室向他道谢并告辞。市长陪送我到了门口，我一再让他留步。并说今天非常对不起打扰他了。他说我这也是“被逼无奈”。
为了取钱，我整整折腾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家已是吃饭的时间了。我父亲还问了我，去取个钱这么久.....估计他们怕我把钱“弄丢了”。我也没有把取钱的“曲折”道给父母听。免得传的满城风雨。但我把取钱经过告诉了我哥哥。我知道我哥哥，嘴巴很严，从来不会向别人去转述的。这我是知道的。
年上半年我回嘉兴时还专门去拜访了周市长。当时周市长还把中山路准备扩建的草图计划与我说了。我说搞一次扩建不容易！要扩就尽量往大点扩。因我家的亲戚、朋友和熟人当时住在中山路上的人家不少。也听他们说起搬迁房子，拆迁手续以及续后的换房、调房或搬新房都是由房屋持有人所在单位出面落实解决。
我对周市长说，这都好啊！省了市里不少人力和精力！周市长说，市里还是要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调动。最重要的还是要落实资金。我说既然工作如此繁重，第一次就一定要多拓宽点。如果再要第二次拓宽不仅阻力大了更是劳命伤财最终还会落下骂声......
后来听周市长说开会时再次提出拓宽马路时有争议，部分人认为嘉兴小城市没必要大张旗鼓再拓宽。
但后来还是决定马路拓宽至40米。旧城改造开始于年7月，因为那时征迁工作刚完成。据说周市长也“挨骂了”.....他后来见到我时说当时压力很大！我说别人批评你马路拓的太宽，说明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只怕别人说拓的太窄了。这倒是“祸根”。
当然肯定某一天还有人会说您周巿长有能力、有魄力把中山路搞得如此之好！也许可能到了某年某月又会说当初还应该再拓宽点！周市长说这都是大家齐心合力的结果。老百姓非常配合，相信政府。功劳是大家的！并说年嘉兴城区人口11.4万人。当时中山路只有8米宽，长不米。但涉及的拆迁户有之多。
年12月29日嘉兴中山路正式庆祝通车。
拓建后的中山路被誉为“浙北第一路”，宽40米，宽阔通直，气势不凡，不仅是市区的主要干道，也是商贸最集中、最繁华的中心地段。中山路的建成不仅使旧城改造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市区面积翻了一倍多，还带动了金融、餐饮、娱乐、运输、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
年创刊的《嘉兴报》这样报道中山路拓建工程：“横贯市区的中山路拓宽后，全长米，把两桥（中山西路桥、中山东路桥）联成一线，形成我市人车分流、畅通无阻的交通枢纽，从而一改昔日火车挡道、车辆堵塞的恼人状况。”
新的中山路也受到省委领导肯定：“这是首创，这才是真正的改革精神和开拓精神。”我想周市长也欣慰了。毕竟他作为嘉兴首任市长付出了很多很多。当时的嘉兴是产粮地区，来嘉兴任市长的一定是农业型专家。周市长就是农业专家，后来的杜云昌市长也是搞农业出身。
年我见到周市长时他已是正厅级官员了。
年3月以后周市长调到省里去工作了。
年周洪昌同志退休。我当时驻米兰总领事馆工作。
年8月周洪昌同志在杭州逝世时的职务是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级别仍是正厅级。
我从年至年连续12年一直在驻意大利的总领事馆和大使馆连轴轮换工作。这么常久连续在国外工作，这种情况在外交部也很少见。周总理生前说：“外交人员是文装的解放军”，所以我也要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听从调动。
周市长去世时，我如在国内肯定会专程去送他一程。祝他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