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嘉兴，不仅有南湖红船，有烟雨楼，有粽子，还有一大批名人……”每次向外地嘉宾说起自己的家乡，总忍不住骄傲地如数家珍。但如果嘉宾很认真地和我们探讨这些名人们的生活故事和儿孙发展时，我们往往会“口干舌燥”无从说起——因为这些名人从嘉兴出发，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他们的后人也如蒲公英撒向世界各地。他们把深情的目光投向嘉兴，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
一
今年8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作为李辉策划和主编的“副刊文丛”中的一本精品之作，《名人之后》正式亮相。全书由沈秀红主编，嘉报“江南周末”团队合力创作。
很多年前，有个钻石广告是这样说的：“叩开名流之门，共度锦绣人生。”名流之门是如何叩开的？名门中人过得都是锦绣人生吗？背负着名门的光环，他们又经历过哪些考验？一口气读完《名人之后》，最深刻的感受是：名门里面的，确实是锦绣人生，哪怕是重重苦难和波折，也是金丝银线而成，在岁月的光影中显得厚重而意蕴无穷。
二
他们满腹才华又勤奋自律。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长女谭德玮说自己的父亲：“他又是一个一生都刻苦勤奋的人，从我们记事起，爸爸就夜夜工作到凌晨……”稍加盘点和对照，不难发现，满腹才华是名人们的基底，就像一件精美绣品必须以名贵而结实的布料为底。才华之上，勤奋和自律是他们第一个共同的特点。
钱学森岳父、*事家蒋百里，年到年，受邀考察巴黎和会，游历欧洲，回国后就写下了《欧洲文艺复兴史》，这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他请梁启超作序，居然激发梁启超写了5万字的《清代学术概论》，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自己的书写序。
出版家张元济在儿子张树年的回忆中说：“父亲天不亮就起身……盥洗完毕，父亲就开始工作。开了电灯，伏在书桌上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总之写个不停。等到天亮开了百叶窗，熄了灯，继续写。父亲最厌恶睡懒觉。在父亲的教导下，我确实养成早起的习惯。至今我6时起床，决不拖沓。”张元济的孙女张珑说：“从幼小的时候起，我就有一种怕时光流逝而自己什么也没有做的恐惧。这种深深植于我心灵之中的思想就是来源于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自我有记忆起，总是看见祖父在辛勤地、忙碌地工作，或伏案写作，或看书，或会见客人，或出门办事，从未见他闲着。”孙女后来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诗人和翻译家穆旦的儿女们回忆父亲时，总说起父亲伏案的背影：特殊年代，父亲白天要劳动和汇报工作，翻译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休息时间；在天津郊区的大苏庄劳改时，父亲可以每隔一周回家休息两天。在这两天时间里，他除了为我们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全部用来译诗。在那间闷热的、挤得满满的小屋子的一角，堆放有酱油瓶和饭锅的书桌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晚上我们都休息了，一盏小台灯仍伴着他工作到很晚……
书法大家陆维钊被认为是我国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他自己不仅以“猪头肉，三不精”自比，除了精心钻研书法艺术，还喜欢绘画，研究戏曲，善弹琵琶和三弦，攻读中医理论并为人诊脉和开方，都已经这么有成就了，临去世之前，陆维钊还连声长叹：“真可谓一事无成，一事无成啊！”
三
他们胸有格局又重视儿女教育。
《名人之后》一书中记录和展示的17位嘉兴名人，都是男性。在读这本书之前，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觉得，名人们都是做大事的，家庭教育是不是就和他们无关了？读完这本书，你会钦佩地感叹一句：作为父亲，对儿女最好的教育，是胸有格局和以身作则的大爱。
陆维钊儿子陆昭徽说，父亲在的时候，家里都是木板床、方凳，没有席梦思、沙发，他也不主张买电视机，不喜欢看电影。父亲认为这些享受的东西会消磨人的意志，阻碍人求学的精神。他又教育儿女们说：“要一分为二地看人，不能人云亦云，大家都说这个人好，不妨看看他有哪些缺点；都说这个人不好，不妨看看他有没有优点。记住，朋友落难，应尽力相助，不要因其失意而鄙弃；朋友得意，不妨离他远些，切不可因其得志而趋攀。”
这样的家庭教育不仅培养了儿孙们的积极上进，还非常幽默。《名人之后》书中有段小故事，读来忍俊不禁。陆昭徽一直在山东师大工作到退休。他的儿子陆宏硕士毕业于北师大，博士毕业于华师大，后到多伦多大学进修。陆宏主攻教育技术学，35岁时被评为正教授，兴奋地向父亲报告了这个好消息。没想到陆昭徽听后淡淡地说：“我53岁评上正教授，你爷爷去世前才被告知批准晋升为正教授，这只能说明，正教授一代不如一代了。”
查良铮虽然翻译工作紧张又辛苦，但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儿女们回忆说：“当我们年幼时，他给我们买来能够启发智力的玩具；开始学写字时，他手把手地纠正我们的写字姿势；他常常要亲自检查我们的小学作业本，教导我们要认真改正错误。受过正规教育的父亲，希望我们也都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成为对中国有用的人。他曾严肃地对我们说：‘不想吃苦是学不到知识的。’言传身教，勉励我们刻苦学习。”
“三毛”之父张乐平的儿女们回忆父亲时说：“上官云珠阿姨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我的父母亲就将她的一双儿女视同亲生儿女一样对待。我有个同学，是个混血儿，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兵迫害失踪，他母亲改嫁后，只有外婆照顾他，后来外婆也去世了，父亲就让他住在我们家，一直住到小学毕业。”
孙道临对女儿孙庆原非常严格。有一次，前一天跟说好第二天把琴弹好，晚上回家九带女儿去看电影，但是女儿没弹，孙道临当场把票撕了，教育她说：“你的承诺，你要兑现，要做一个可信任的人，说了话就要算数。”孙庆原小时身体不好，孙道临只要在家，每天早晨不管多冷，都带她一起跑步，六点半准时把她从被窝里拉起来。“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三四年级，这个习惯坚持很多年，我身体慢慢好起来。”
四
他们身世曲折令人感慨唏嘘。
这一代名人，多数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之间，家国命运和自身命运融为一体，身世经历也因此曲折多变，背后故事令人感慨，其间的血泪更令人唏嘘。
同为出版家，当年的中华书局掌舵人陆费逵在年时为延安输送了一批教科书。年3月，又向延安运送了钢笔、墨水等文具和教科书。他的女儿陆费铭琇后来回忆说：“显然这两次与中共高层的接触，引起了国民*高层的警觉。”陆费逵回到香港后，心情就特别不好，在家中多次提到陈立夫、陈果夫和他过不去。5月的一天，从来不喜照相的陆费逵，突然独自一人去了照相馆，拍下了晚年唯一一张标准像。此时距离他去世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年，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编校一切就绪时，日*轰炸商务，焚烧涵芬楼，商务印书馆80%的资产，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多种，悉数被毁。伤心过后，张元济从头开始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到年出齐，前后耗时十八载，三千卷字字心血。
穆旦的儿女回忆说，年，早已抛舍了“穆旦”诗人身份的查良铮，开始了这一生“耗工费时最巨，花费心血最多”的《唐璜》翻译，3年后终于完成，却正逢文革，等了多年，出版社一直没有回音。“年冬的一天，父亲将写好的一封信装入信封……他不顾天寒风冷，坚持要自己去邮局发信，我们送他出门，看着穿着蓝色旧棉袄旧棉裤，带着一顶破旧棉帽，架着双拐的父亲，消失在阵阵的北风中。两个月后，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没有能够看到《唐璜》的问世。”查良铮去世三年半之后，年秋，《唐璜》终于得以出版。与《唐璜》遭遇类似的还有《丘特切夫诗选》，被“冻结”20余年才得见天日，以至于年秋，查家接到出版社通知去领稿酬时，家人还以为出版社弄错了，原来是穆旦在年寄给出版社的译著。
最令人感佩的，也许要算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了。年，有人给独居香港的张幼仪介绍了一个住在同栋大楼里的医生苏先生。张幼仪去信征求儿子意见。徐积锴给母亲的回信被无数人传扬：“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赡。诸孙长成,全出母训……去日苦多，来日苦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诚如《名人之后》的作者所言：信并不长，但字字浸满孝顺体谅，感情真挚，文采卓越。这封信令张幼仪百感交集，倍感骄傲：“我儿子迁居美国以后，从事的是土木工程的行业，可是他写那封信以后，每个读信的人都说，从那封信看得出来他是徐志摩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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