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有崇拜者，有反对者，有持平论者
他从不予回应，也不辩解
年，凌云等人在北京玉泉山学习。左起：刘复之、李广祥、汪金祥、梁国斌、凌云、王宁。
沉默者凌云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本文首发于总第期《中国新闻周刊》
年3月15日，95岁的余海宇接到了凌晋的电话，父亲凌云刚刚去世了。
6天后，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共产*的优秀*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家安全部原*组书记、部长凌云同志，因病于年3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岁。”5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左下角转发。
这则消息，平静缓慢地在知晓他的人群之间传开。直到《中国新闻周刊》开始采访时，有的公安部老人还惊奇地反过来问：凌云去世了吗？
他没有传记，没有回忆录，生前几乎不接受记者采访，能够查到的个人资料简单至极。甚至在他的告别仪式上，也没有生平介绍。
真正知晓凌云的在世者已寥寥可数，且大多心照而不宣。从年开始担任公安部一局副局长，到年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再到年成为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有崇拜者，有反对者，有持平论者，对此，他了然于心，却从不予回应，也不辩解。
或许，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不会被轻易提起，但更不会被轻易忘记。
四大笔杆子、左右手
公安部离休干部余海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安部的老人大多高寿，且记忆力极好。她认为这与这个职业长期高度活跃的脑力劳动有关，工作性质要求他们的头脑保持清晰缜密。
这些活档案般的老人们经历了*治动荡、波诡云谲的30年，退出历史舞台后，再用清醒的30年处理这些沉重的遗产。不过，在每个人眼中，这些遗产并不相同。
余海宇是为数不多的称得上凌云“生前友好”的人之一。但即便是她，也从没听凌云谈过自己。
余海宇和凌云70多年的友谊开始于延安时期。凌云曾说：“是陈龙改变了我的一生。”陈龙是余海宇的丈夫。
年，时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的陈龙是除奸工作的领导。其中，嫌疑分子最多、情况最复杂的是几所学校，陈龙决定亲自负责。位于杨家湾的陕北公学设有保卫委员会，做具体工作的是一个外表英俊的青年，名叫凌云。
不久后，陈龙把凌云调到延安中央社会部二室做侦察工作。余海宇也调到了社会部，开始和凌云共事。年，余海宇和陈龙结婚。
在余海宇眼里，凌云很能干，文笔出众，头脑清楚，做事认真，凡是他经手的事都清晰明了，有条不紊。
年前夕，中央成立中央*委公安部，罗瑞卿担任部长，公安部机关成员基本上由华北局社会部和中央社会部人员组成。年4月，陈龙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兼*保局（一局）局长。健康状况逐步恶化的他不能再兼任局长，经他本人提议，罗瑞卿给中共山东分局发了电报，调时任济南公安局长凌云进京到公安部。凌云匆匆赶到北京，当即被任命为*保局局长。
年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分到公安部、后任统战部干部局局长的胡治安刚来就听说，一局局长凌云是部里的“红人”。
凌云和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都在、年升任公安部副部长，成为彭真的“左右手”。两人都是*内少有的秀才，都是秘书出身，和王仲方、尹肇之被称为公安部“四大笔杆子”，罗瑞卿每次开会召集筹备班子，这四人必定参加。
在同为笔杆子的胡治安看来，凌云业务能力出色，善于观察，记忆力惊人，而刘复之的文笔更胜一筹，钢笔字更漂亮，群众关系也更好。刘复之跟普通干部都可以称兄道弟，拍肩膀、熊抱。而凌云则不苟言笑，有时甚至给人以“端着架子”的感觉。在院子里散步时，胡治安几乎没见过凌云跟谁打招呼。胡治安的妻子也是老公安，退休前在公安部所属的研究所工作。她分析，这是因为凌云搞*治保卫工作出身，与人打交道中有一种职业性的距离和防御感，习惯于首先以审查的眼光去看待。
一局局长
作为公安部最重要的一局的局长和部里的“红人”，凌云五六十年代参与了公安部很多大案要案的办理。
公安部办理的第一个大案是广州的“二陈案”。年1月，广州镇反运动之初，公安部、中南局公安部、华南分局社会部认定广州市在清匪反特和镇反工作中存在右倾偏向，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被撤职逮捕。陈坤于年夏病死狱中，陈泊于年5月被判处10年徒刑。此案直到年才得以平反。受此案牵连，广州又逮捕了“梁侠特务集团”案共人。
此案由公安部一局负责审理执行。办案人范祥、郭松年、郝力光经过审理得出结论，所谓“梁侠中统特务集团”一案没有根据，不是事实，应予否定。报告经过一番争论层层上报，送到罗瑞卿案头，罗态度坚决：“此案不能动摇。”根据他的意见，凌云批示：“审不出中统特务来，说明我们审讯工作的无能。”范祥等三人坚持意见，“梁侠案”一直不能结案，三人因此均受处分，被调离公安部。
陈泊的妻子吕璜后来说，悲剧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造成的，不能过于苛责办了这类错案的领导者。“全国解放初期，我们‘一边倒’，什么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肃反经验是把专*矛头指向*内，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内同志，公安部率先效法，陈坤、陈泊就是第一个撞上这个枪口的。”
年，又发生了饶漱石、潘汉年和扬帆的“饶、潘、扬事件”。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中组部部长饶漱石均遭逮捕，被判处徒刑。80年代，潘汉年和扬帆先后获得平反。
此案平反后，有人透露，办这案子的主意是凌云出的。扬帆的罪名中有一条是重用、包庇多敌特分子，据了解案情的人说，凌云始终认为，这个数字夸大了，但扬帆确实应该被审查。
但余海宇认为，这些案子不能算在凌云的头上。毕竟是上面已经拍板发话的*治事件，而且潘汉年和扬帆的平反凌云也参与了。余海宇和凌云一起办过案，觉得他还是比较注重事实的，从严慰冰案中可见一斑。
严慰冰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年3月到年1月，她给林彪一家投寄了五十几封匿名信，多有辱骂之语。此案由公安部审理，凌云担任组长，余海宇具体负责。
余海宇大费周章，医院调出了严慰冰的病历，发现从年开始就有她患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她向上级做了汇报，凌云和徐子荣都认为，写匿名信是出于病态，不是了不起的*治事件，口头报告给彭真，彭真也同意这一结论，此事没有再追究。
至于“文革”中，彭真、陆定一等都被打成“彭罗陆杨反*集团”成员挨斗，严慰冰也被隔离审查、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那是后话了。
凌云手写的《清诗选》书籍。
供图/中共嘉兴市秀洲区委宣传部
副部长
年，凌云升任公安部副部长。从这时起，十二局副局长丁兆甲与凌云有了较多的工作接触，导致了半世纪的恩恩怨怨。
公安部老人们都知道，丁兆甲与凌云一直是“针尖对麦芒”的。对此，丁兆甲自己毫不讳言。96岁的他精力和记忆力都依然很好，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两次长谈了6个多小时。
丁兆甲回忆，年2月，一位重要外宾路过北京，留宿一晚，周恩来准备和他见面谈话。外交部礼宾司找到公安部，问两人谈话时能不能录音。这是公安部十二局主管的业务，处长李阳汇报给丁兆甲，丁兆甲嘱咐李阳此事要问清楚，究竟是周恩来布置的，还是外交部的意见。因为自己在西郊办公，丁兆甲让李阳自己去找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汇报。
李阳去汇报时，凌云在场。在凌云提议下，徐子荣、凌云、李阳以及外交部的韩叙一同去外宾下榻处查看了下，认为不适宜录音，此事就此放弃。
“文革”期间，所谓“窃听事件”受到追查，李阳被逮捕，丁兆甲也受到冲击。李阳坚持没有窃听，被关押三年，最后经外交部韩叙等人证明才被释放，派到深圳做临时工作，不久后在广州因心脏病去世。
年7月，公安部专案人员“轮训班”开学，参加过中央专案的人，本部专案的40多人，再加“文革”中的“造反骨干”，总计近人，集中到中央*法干部学校（今公安大学）“集训”，实际上是“封闭式审查”。李阳妻子张本惠本来也在轮训班名单之列，她找到主管此事的凌云，凌云批准她不进轮训班。据丁兆甲所知，对于“轮训班”，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和凌云持不同意见。赵苍璧等认为，这些人如果有违法乱纪搞逼供信的行为，当然应该追究，如果是一般的职务行为，就不应该追究。
后来，在张本惠的要求下，凌云批准追认李阳为烈士。丁兆甲说，公安部此前没有这样的先例。
年，十二局还发生了一件案子。公安部十二局曾经收到武汉市公安局送来的一份外文情报材料。丁兆甲记得，送来时，武汉市局只简单翻译了资料目录，其中提到方志敏、向警予、刘少奇等被捕，但是具体内容没有译文。丁兆甲看不懂原文，也没有布置将内容译出，所以不知道其中具体情况。丁兆甲向主管十二局的副部长徐子荣写了报告，建议将这批材料转存中央档案馆或者公安部档案处。徐子荣批示同意存部档案处，并经副部长杨奇清、凌云圈阅。丁兆甲让业务处的柏遇春去找办公厅办理交接，之后的情况再未过问，业务处也没有再向他汇报。
据丁兆甲后来所知，当时因办公厅主任忙于“四清”之事而未能办理，不久后又因为所谓在毛泽东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录音事件”，十二局的工作陷于瘫痪，此事就搁置了。
“文革”开始后，这份材料被追查，丁兆甲说自己不知道下落。造反派问丁兆甲：“凌云说曾和你谈过，让你不要把刘少奇的材料拿出来，材料就在你这里，把材料找出来。”丁兆甲否认。造反派说：“凌云都承认了，跟你讲过六次话。”丁兆甲说：“我根本没有印象，你们让我和凌云对证，什么时候跟我谈的，不要说六次，一次能证明，我就甘愿受处分。”造反派去秦城监狱找凌云对质，凌云说：“我也记不清楚了。”这件事不了了之。丁兆甲认为，到现在都没能给他一个清楚的说法。
年1月17日，是个余海宇现在记起都想哭的日子。这一天，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主持召开公安部干部大会，鼓动要彻底砸烂“公检法”。造反派把跳楼摔断腿的罗瑞卿用大筐抬上会场批斗，余海宇和凌云都在陪斗之列。会后，公安部7位副部长和43位正副局长、63位正副处长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凌云等7位副部长、一批局长都被关进了监狱。
凌云认为，自己进秦城监狱要归因于康生。
延安时期，凌云曾在康生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工作了5年。年冬，他随康生率领的土改工作团到达山东渤海区，其间约有大半年担任康生的秘书。土改工作期间，康生夫人曹轶欧认为渤海区*委秘书长彭瑞林的夫人历史上参加过国民*三青团，是“国民*分子”，要凌云查究她的“*治问题”。凌云经了解情况后，没有理会。他后来才得知，康生夫妇“在渤海区*委时就看出你不对头了”。
年10月，康生因病去青岛休养。曹轶欧是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留在济南，住在分局机关内。她坚持认为，自己在山东分局内已遭到严密监视。分局领导们要凌云对曹做疏解工作，但凌云不但没有疏解成功，反而得罪了对方，成为与康生断交的开始。他后来表示：“我真后悔做了这件蠢事。”
年，凌云医院看望康生。电话联系时，曹轶欧听了他们自报家门后大声吼道：“不用你们来看！社会部的人，我一个都不想见！”两人只好离去。
年“高饶反*联盟事件”爆发时，康生给中央写信，说他原来的秘书沙陶和凌云都是被饶漱石收买的“反*分子”。材料转到公安部，罗瑞卿没有理会。
“文革”时，康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红得发紫。他亲笔写下许多批语，说凌云是“叛徒”“特务”，制造了一个所谓“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内奸集团”，凌云为此坐牢7年。
余海宇说，“文革”前公安部的人对凌云的议论主要是不好接近，“文革”后，她开始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议论。她从没见过凌云回应过，也看不出他的情绪。
余海宇说：“我认为他在“文革”时候，为了保护自己，他的话说得有点多了。他知道得多，说得也多，得罪了不少人。”
但她认为，造反派口中传出的消息，真相难辨。比如，公安部一位副主任曾告诉她，就是因为凌云“告密”自己才受牵连坐牢。而她听说的则是，凌云交待的事情被造反派断章取义了。
而且，即便确实是出于凌云之口，说这些话的情境也需要加以区别。被关押之后说的，不能叫“揭发”，只能叫“交待”。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期，交待情况太正常了。这样的事，数不胜数。余海宇听说，凌云在狱中也交待了她的情况，但她从没问起过凌云，也并无介怀。
年11月，余海宇也被关进秦城监狱，年才出狱。后来，她听说中南海西门外有人专门接收告状信，就告诉了凌云的妻子梅建群，建议她写信申诉。梅建群写信送到中南海西门外，果然看见一个穿着大衣走来走去的人，信交给此人一周后，凌云出狱了。
“清理办”和“摘帽办”
凌云出狱后，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监狱清理。
监狱清理的调查摸底由公安部五局（劳改局）负责。一次，在五局工作的胡治安随凌云去参加清理工作会议。会上决定，成立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由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有时副部长熊向晖代）、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负责，并由这三部门联合成立“清理办公室”。问凌云公安部谁参加，凌云随手一指胡治安，就他了！
80多岁的胡治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清理办”设在公安部大楼五层，实际坐班的就他一人。摸底进行了半年多，查清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场所中共关押国民*县团级以上***特人员多人，多是在解放后的历次镇反、肃反运动中以历史罪被判刑的。
“清理办”办公会议上，讨论到在押人员的具体情况时，凌云心里像有一本账，哪个人什么职务，什么历史罪行，怎么被捕的，改造时表现如何，他都能随口说出，一清二楚，让胡治安佩服不已。
经过讨论，决定对名国民*将级在押人员中的名不予释放。但毛泽东批示，一律释放。因此，其余人员也照此办理，全部释放了。
“文革”后，公安部清理“四人帮余孽”，参加过公安部“红旗队”的胡治安成了清理对象。他认为自己没喊过口号，也没发过言，更没抄过家，看不惯一些人见风使舵的面孔，就在会上和两个处长顶撞了起来：“用四人帮的办法清理四人帮的余孽，是错误的！”
这番话汇报到凌云那里，凌云说：“你们搞错了，胡治安不是造反派，我很了解他，我从监狱出来他就跟着我。”凌云还打电话给胡治安，叫他不要胡说八道，也不要再参加运动了，老老实实在“清理办”待着。
后来，胡治安险些被定为“三种人”，凌云又一次为他说了话，保下了他。
年5月，中央五部联合成立了右派摘帽工作领导小组，凌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领导小组之下，设立了“摘帽办”。“摘帽办”设在中央统战部，受凌云指派，胡治安代表公安部参加了“摘帽办”的工作。
6月，五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意见。凌云曾是年成立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当年因摘帽面过大受到过中央批评，有了这一教训，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劝告与会者，只摘帽，不要搞甄别平反。但在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副部长杨士杰的推动下，大家统一了认识，对于错划右派者，“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解放55万人的55号文件”。
一次，一位被凌云划成右派的公安部干部给“摘帽办”写信要求平反，胡治安向凌云汇报，凌云坦然地说：“对，那个人是我划的，你把他改过来。”据丁兆甲所知，此人一直对凌云不谅解。
还有一次，一位过去被凌云从公安部调走的干部向统战部写信申诉，胡治安趁凌云来统战部开会时向他了解此人的情况，凌云说：“他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没有什么事。”
年，胡治安已经在“摘帽办”工作了三年。统战部想把他留下，但凌云不同意，打电话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凌云告诉胡治安，别去统战部，也别回公安部，跟他走，他负责给胡治安安排工作。胡治安说自己已经答应统战部了，凌云说：“你答应他们了？可我没答应啊。”胡治安恳切地表示，自己是学历史的，留在统战部更能发挥自己的所学和所长。凌云这才作罢，让他想回来的话随时打电话。
后来胡治安才知道，当时凌云正在筹组国家安全部。年7月，凌云成为新成立的国安部的首任部长。
一天早上，胡治安去中山公园锻炼，碰见了凌云。凌云问他在统战部的情况，他说自己当了处长，凌云说：“还是个处长啊，早叫你跟我走你不跟我走。”胡治安说：“你那时候只说让我跟你走，我知道你要到哪去啊。”
一次罕见的访谈
年，为征集中共管教与特赦释放国民*战犯史料，时任抚顺市*协文史委主任纪敏以抚顺市*协文史委的名义给凌云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介绍一下中央有关管教与释放蒋战犯的决策经过。
他知道，早在50年代初期，凌云从山东济南调到公安部担任一局局长时起，就负责主抓管教国民*战犯工作，一直到年将战犯全部特赦释放完毕。
很长时间以后，纪敏忽然接到国家安全部办公厅的“您是纪主任吗？我是凌部长的秘书。您写来的信，凌部长看过了，他对你们从事的工作很感兴趣。”对方邀请他进京一见。
上午8时许，纪敏在一间宽大的会客室里，见到了身材魁梧的凌云。凌云坐在长桌对面，纪敏发现，他正在上下打量自己。突然，凌云右手指一伸，指着纪敏问道：“你身在抚顺，为什么要把手伸向我们公安部？”纪敏答道：“凌部长，不是我把手伸进了公安部，而是公安部把战犯管理所建在了抚顺。”他说，访问凌云，是为了不辜负周恩来总理的期望，以免出现“人走史亡”的历史遗憾。凌云微微点头。
纪敏又说：“凌部长，老实说，我对您本人的研究也有多时了……”这话一出，立刻遭到凌云的“质问”：“直到今天为止，我对我自己还不够十分了解。你对我研究多时？说说看，我是怎么一个人？”
纪敏只能硬着头皮谈了自己搜集的资料，并提到自己曾在华东工矿部济南工业局*治部团工委任干事，局*委书记兼局长是王新民。凌云说，说起王新民，自己同他不光是认识与不认识的关系，而是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
半小时后，凌云终于开口进入谈起这次访谈的主题。
凌云一出口，纪敏就发觉他“语出惊人”，谈的事情竟都是档案查不到并且是各地中、下级管教干部说不清的史实。纪敏马上想到自己还带来了一个小型录音机，便向凌云请示：“凌部长，您谈的事情很重要，我们能不能录一下音？”凌云断然回答：“不可以。”纪敏又问：“那我们笔录一下，可以吗？”凌云还是断然回答：“不可以。”
纪敏两手放在白桌布的下面。凌云开始说时，他从裤袋内摸出备用的碳素笔与纸，将时间、地点、人物、姓名、数字等基本要点偷着记了下来。他自己一次也没敢低头，桌面上的笔记本和钢笔也一动未动。甚至，秘书准备的茶水，他也一口未喝，不想因此而出现去卫生间、中断访谈的场面。
谈完后，经过纪敏的诚恳请求和保证，凌云同意由他代笔写一篇稿子。“我必须说明，不经我审查，不经我批准，绝对不允许你随意发表。”
纪敏回抚顺后，很快就起草了一份文稿，不久收到凌云亲自修改的打字稿和一封亲笔信，对协助整理表示满意和谢意。这篇《中共的一项伟大决策——教育改造国民*战犯工作的回顾》稿件，年刊登在*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主办的《纵横》杂志上。
“很难了解他”
年，余海宇从公安部五局副局长任上离休后，时常去看望凌云夫妇。她多数时间都在和凌云的妻子梅建群聊天，凌云很少参与。
余海宇觉得，凌云永远像没事人一样，不喊冤，也不议论别人，跟谁也不交心，很难了解他。
年，《陈龙传》出版，凌云作序。余海宇听作者说，书中延安章节有一部分他总是写不好，凌云索性就代笔重写了。
年，凌云为徐子荣撰写的纪念文章《怀念公安战线优秀的领导者徐子荣》公开发表。
从年初凌云奉调到公安部起至“文革”，凌云在徐子荣领导下工作了13年。年万隆会议期间，徐子荣和凌云每天都同安全部门磋商对策，粉碎了台湾特务暗杀周恩来的计划。50年代末，凌云患了严重的腹膜炎，住进医院治疗，需要使用昂贵的进口抗生素新药。徐子荣要公安部竭尽一切，保证凌云的治疗。
凌云在文中写道：目前采取了改“收容”为救助等改革措施和其他亲民措施，按照这条路走下去，*通人和，前景大好。感奋之余，想起了徐子荣，想起了写这篇文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快要湮没的史事，作为历史的借鉴，应是有益的。
年，丁兆甲听说凌云生病住院了，想去病房找他把旧事说开。
等他觉得不能再拖了时，凌云已经病重插管，不能说话。
一段心结，终于没能彻底说开和释然。
凌云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时，余海宇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出门。过去，她多次听凌云说起，自己身后不想搞告别仪式。告别仪式还是搞了，余海宇只能送一个花圈送别老友。
按照凌云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带回故土浙江嘉兴新塍安葬。年6月，他在这里出生，原名吴沛霖。